公元前四世纪，印度首次出现了最早的雨量观测。中国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开始进行雨量观测。 我国水文工作者曾对长江上游历史枯水情况进行了调查，发现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，其中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，价值也很高，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。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。     

        在宋代，吴江（今江苏苏州）上立有两座水则碑，它建于1120年。水则碑分为“左水则碑”和“右水则碑”，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，右水则碑记录一年中各旬、各月的最高水位。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1划，无论高田还是低田都不会受灾，超过2划，极低田地受灾，超过3划，低田受灾……超过7划，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。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，即于本则刻曰：某年水至此。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1194年。

        金朝泰和二年（1202），金章宗将修订的《泰和律令》颁布全国执行。其中的《河防令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，主要内容有：

        第一，明确规定了黄河和海河各水系每年防汛起止期限，将“六月一日至八月终”定为黄河的“涨水月”，沿河官员必须轮流“守涨”，不得有误；

        第二，朝廷对地方官府的河防机构及防汛事宜督促检查，规定工部每年派出官员“兼行户、工部进”。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视察，督促都水监的派出机构治水都监和州、府、县落实防汛措施，修固堤防；

       第三，汛情紧急时，沿河州府和都水监、都巡河官应共商抢险救灾事宜；

        第四，实行奖功罚罪，对沿河官员防汛中的功过都要上报朝廷。

       《河防令》的施行，对当时和后世的防洪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。

       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（1659—1677），苏北黄河、淮河、运河连年溃决，水灾严重，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满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，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，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“测水法”，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做出了显著贡献。

          但是，古代黄河仍常决口，淹没农田村庄。为防洪，便产生了“水报”，这是一种和“兵报”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，其传递汛情的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。在古代，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“塘马”。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，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，遣人急送下游，快马疾驰，通知加固堤防、疏散人口。这种水报属接力式，站站相传，沿河县份皆备良马，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，一侯水报马到，即通知马夫接应，逐县传到开封为止。当时有的马一昼夜飞奔500里。当时朝廷还规定，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。对此，人们家喻户晓，一见背黄包、插红旗跨马疾驰者，大都会自觉避让。

       古代，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“羊报”。所谓“羊报”，就是报汛水卒。据载，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，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，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，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，如水位超刻痕一寸，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上涨一丈。当测得险情时，“羊报”便迅速带着干粮和“水签”（警汛），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，顺流而下，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。

       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，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，迅速做好抗洪、抢险、救灾等各项准备。“羊舟”也很独特，它用大羊皮晒干缝合，浸以青麻油，使之密不透水，充气后可浮在水面不下沉，颇似皮筏。“羊报”的工作十分危险并且重要，古代的“羊报”被抢救上岸后，多数因在河中扑腾多天，早已饿死、撞死或溺死，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。

       元代，朝廷还据自然条件，设有陆站、水站、轿站、步站等报警驿站。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，故设有狗站。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，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，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。当时，在辽东、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。